政党关系问题一直困扰着各国的政党实践。本论文着重从党争所带来的对世界各种类型的政党体制的影响，来分析政党政治发展的现实逻辑，尤其是从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层面上，探讨了中国构建政党体制的历史发展以及当前政党关系和谐的思考。政党起源于英国，而被美国灵活运作，但有趣的是，第一代的美国政治家们沉醉于万众一心、思想和谐的一元化理想主义之中。因此，他们追求的是一个没有矛盾、没有党争的完美政府。美国独立建国后，制宪人都对党派持批评态度。他们对于政党或深恶痛绝,或鄙夷不屑,或心存疑惧,把政党看成政府“最险恶的敌人”(华盛顿语)、“最可怕的灾难” 。因而在实践中无法容忍党派的纷争对立，总要千方百计地吞并、吸收或消灭不同政党和政治派别，致力于的活动也是消除党争。美国如此，法国也如此，但是我们发现，事与愿违，消除党争的努力屡屡失败。为什么屡屡失败？西方政党在屡试屡挫的情况下，认识到党争是一种不可回避的社会现象，造成党争的最普遍而持久的原因，是财产分配的不同和不平等。党争是一把双刃剑，因为政党的精神就在于它向守夜人一样时刻监督着当权者的行为。党争从理论到实践反复争辩和对话的过程，使人们逐渐学会了理性。当然最大的贡献者要数英国的伯克和美国的麦迪逊了。在他们看来，既然党争的原因不能排除，我们只有用控制其结果的方法来求得解决。党争带来了政党理论的发展。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政党政治合法反对的三原则。对反对的认同(recognized opposition)，有组织的反对(organized)以及以和平方式实现政权更替的充分自由。在这种认知下，产生了对党争的普遍性原则的思考和控制党争的制度。反对党的合法地位在美国确立。从此，政党冲突可以在它们不求助于军事手段的情况下解决他们之间的差异，在研究中国政党体制发生过程时，我们注意到一个现象，当时世界政党此消彼长的状态是中国政党模式选择的一个重要参照物。近代中国政党极力探寻减少党争的摩擦。但由于政党产生土壤的缺陷，中国的政党政治走过了效仿西方政党模式到逐步结合中国自身的国情，体现中国民族特性的政党发展从崇尚议会政党到建立革命党的模式时，经历了艰难的选择。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与西方不同，它面临着两大危机：一是主权危机，二是政权危机。中国现代化的特殊要求和道路决定了近代中国政党的特质和发展。中国政党为了争取国家的主权和政权，必须选择合作和协商而不是竞争和对抗。孙中山转而向苏联学习，立志建立纪律严明、组织严密的政党，成立国民党就是这一选择。中国的政党体制正是自孙中山始，经历蒋介石的一党独裁制度，继而才有正是对中国国情和政党关系的历史发展和现实需要的把握，中国共产党把一党领导与多党合作、一党执政与多党参政有机地结合起来，旨在克服党争的破坏性和一党的独裁性。构建和谐的政党关系，是实现科学执政的题中应有之意。要实现政党和谐必须有新的思路和视角。其一，适度的党争是政党和谐的前提。其二，以国家利益为共识的党争旨在实现执政权力的监督。再次，党争必须以制度作保障。第四，深化协商式民主向审议式民主转变。
（肖雪莲评议）李羚所长长期从事政党制度的研究和教学工作，形成了一系列相关的成果。这篇《党争视角下的政党关系和谐研究》就是对现阶段我国如何创建和谐的政党关系进行的一次新的理论探索。
和谐的政党关系是创建和谐社会重要的政治保障，而政党关系问题一直困扰着各国的政党实践。在这篇文章中，作者坚持史论结合，论从史出的方法，有三个创新性的认识：１、对西方党争的发展规律进行梳理，认为党争具有普遍性，任何国家都不能避免。正是因为党争才促进了政党理论的发展，使政党冲突可以用非军事手段得以解决。２、对我国党争演变过程进行回顾，认为中国近代政党政治的发展就是探寻减少恶性党争损耗的过程。而一党领导、多党合作是有效解决党争的制度设计，克服了多党竞争的破坏性和一党专政的独裁性。３、从党争的角度来思考中国政党体制的完善，认为应从协商民主向审议式民主转变。
总之，这篇文章拓展了研究政党关系的空间，开创了新的视角，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和理论价值。
By 李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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